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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视一番悲哀的战略史，它由诸葛亮始于年的三轮徒劳的北伐开启，“爰整六师，无岁不征……呜呼哀哉！”随后，继他的战略蜕化来了某种战略复兴，由诸葛亮之后艰难挣扎的西南王国前后相继的军政魁首蒋琬和费祎从事，他们尽最大努力，以一种相对保守和审慎的方针导致“边境无虞，邦家和一”。战略蜕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诸葛亮远未处理好蜀汉的根本两难或悖论，即相对最弱的实力与国父刘备留下的全国重新统一宏愿。战略不敌意识形态！蒋琬和费祎与此相反，将羸弱和近乎耗竭的王国的大战略改变为一种保守和休养的大战略，那恰为当时所需。然而，他俩前后仅18年的主政之后，战略湮灭或化为乌有，因为接着成为蜀汉事实上的统帅的姜维年复一年地从事总体徒劳的北伐，此外一无所为。最后在年，他的主力大致被司马昭麾下一场大规模钳形攻势摧毁，蜀汉随即覆亡，那是他“玩众黩旅”“累年攻战”的直接结果。这番近四十年的战略史昭示，必须按照能力去规定目标，按照代价去评判得益，此乃战略的根本原理。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时殷弘，文章来源于《世界政治研究》年第二辑（总第二辑），转载于“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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