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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年轻时曾“周览四海名山大川”，足迹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饱览了各地名胜古迹，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他的《史记》“独绝千古”。其中有关地理内容的部分，涉及篇目很多，不便一一赘述，这里仅就《河渠书》和《货殖列传》部分来看秦汉时地理知识的发展。
《史记·河渠书》记述了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年）之间有关黄河变迁及其治理的重大事件，包括黄河决口泛滥、瓠子堵口和各项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如关中的漕渠、龙首渠、灵轵渠、辅渠等；此外还记述了这一时期其他水系的水利工程，如“九江引淮”、“泰山下引汶水”等。它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开创了历代官修正史河渠水利专篇的典范。并第一次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河防洪、灌溉、航运等专业概念，现代“水利”一词当溯源于此。
《史记·货殖列传》则偏重于经济地理方面，它概述了当时全国各个主要经济区的自然资源、开发状况、人口分布、城市、交通、土特产分布、各经济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地方风俗等等，用简洁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战国至汉初全国各地农、林、牧、副、渔业的物产及矿产、土特产分布状况，开创了区域经济地理的先河；第一次记述了全国三十几个主要城市的特点与分布，可算中国城市地理的萌芽；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它首次提出正确的人地关系思想，它所记述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等，主要是为了开发地利、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必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但地理环境并非是发展经济的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是人。它强调“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种先进的地理思想正是秦汉时人们对地理知识有了充分认识后才产生的，也正说明当时人们对地理知识已不再停留在对表面现象孤立的认识上了，而是进一步深入认识各地理要素相互关系，以及人文因素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