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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秦汉时代，流行养生文化的蜀地，是当时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彭老文化可能在当时的蜀地很流行。
由于养生文化在本质上属于是一种休闲文化，也就是只有人们在不愁衣食的农业发达地区之中才可能产生出如此文化形式，再加之蜀地的植被异常丰富，因此，秦汉时代的蜀地，有三大特点，一是中草药医疗事业发达，二是农业天文学和农业水利学发达，三是人们有充分的休闲时间去研究天地人的关系。
这些情况，目前从古蜀国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中都得以了证明，这两个古蜀国遗址中，都出土了太阳运动性质的法器，比如广汉三星堆之中的大型青铜“太阳轮”法器，金沙遗址中的四只太阳鸟绕日逆向相抟飞行的金箔法器（此“四鸟绕日”法器是现今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通过这些法器，今人就应理解为什么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的主要制定人和中国浑天说的最早发明者的落下闳会产生在巴蜀之地的原因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后面介绍的“严扬之道”会产生在蜀地的原因了。同时，四川广汉和成都金沙的古蜀国遗址中都大量出土了“酿酒”的器具和替代人殉的铜铁或陶冶人佣，这说明，早在商周时代，蜀地就已经废除了当时还依然流行在中国中原地区的野蛮人殉制度了，且还产生了休闲内涵的酿酒文化。
这就是说，蜀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是产生中国养生文化和天文文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重视人的性命的地区。而无论是蜀地古老传统的“浑天说”，还是讲究天地人合一修炼的性命养生文化，后来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纵观西汉以降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可知，“齐鲁学”与“蜀学”一直都各自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学统，但是，它们两者之间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互相冲突、交融，共同对中国思想文化起着非常重大的基础知识作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这种“阴阳对待互根”格局，尽管在中国历史上表达得非常充分，却至今还少有被人所清晰认识！
西汉年，毫无疑问，最杰出的两位全才式的哲学家、思想家，是西汉后期蜀地的严君平与扬雄，他们二人的学统，构筑出了“汉蜀学”的道统，或者说是构建出了被笔者归纳为的“严扬之道”，之后的中国两千多年，严扬之道对许多中国学人的影响作用甚大，这，正如南宋朱熹所说：“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数起，便不是。”东汉以降，中国中原遭遇了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三国、东晋十六国、五胡乱华、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乱世，胡人大量迁徙与移居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再加之这个历史时期中的西方佛教大肆挺进中原，中原本土的齐鲁学，也就是儒学等中原学统再次遭遇了大秦王朝和汉初那样的极端式微的历史文化冬寒之季。
而在这个乱世的文化时期，蜀学的严扬之道则在这文化乱世之中“横刀立马”，以道教、玄学等中国本土学术文化形式抵御和遏制住了这三百余年的中原文化乱世，终于在隋末唐初孕育出了中国的“禅学”，使得佛教从此被彻底的中国本土化；同时，隋唐以降的中国儒学、道教文化也因此从形式到内涵上发生了极大改变，终于在唐末宋初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中国千年之久的“太极道学”文化学统来，即宋明理学的前身。这就是说，“严扬之道”在东汉以降对中国思想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脱胎换骨作用。下面，我们溯源一下西汉时代的“蜀学”和西汉后期的“严扬之道”问题。
“蜀学”的最早词源，见于《三国志·秦宓传》。秦宓，东汉末期蜀地绵竹人，有大才，刘璋为益州牧时，治中从事王商多次邀请秦宓出来做官，均被秦宓拒绝，秦宓一直安于乡间从事易学研究。秦宓所论述的西汉“蜀学”，是一种区别于中原董仲舒儒学和商、韩法家之学的西汉另类中国思想文化学统，秦宓首先肯定了严君平著作《老子指归》和扬雄著作《太玄》、《法言》的重大思想文化成就；同时，他不认为蜀地的李弘（可能是汉宣帝至汉成帝时代的蜀郡功曹，因主持朝廷楷模的石室学校，在西汉王朝和蜀地的名望甚高）有什么学术文化成就，他甚至将李弘归纳为学问上的“攀龙附凤”之人。
与此同时，秦宓对董仲舒的历史文化作用也给予了否定，他认为西汉时代所时兴的对中国有重大移风易俗作用的“礼乐”文化的源头，并非董仲舒，而应该是司马相如！因此，他认为，蜀地官府应该给司马相如、扬雄立祠塑像。秦宓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今人描述出了西汉蜀学的学统渊源图谱，即：石室学校、石室学校之师的司马相如、李弘、严君平、扬雄之源流。秦宓对“蜀学”的归纳总结和概定，是来自于他对《汉书》的认可。
应该说，《汉书·地理志》作者的政治地理素养，还是很杰出的，《汉书》问世时，还仅是东汉中前期的80年左右，但是，大约过了余年以后，东汉就大乱了；从年的东汉中平六年的十常侍作乱和董卓军进中原且导致了中原内战至三国分裂，再到“三国归晋”的年，中国乱世长达百年；三国时代，刘备、诸葛亮等人占据的蜀汉地界，几乎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所概括的中国历史上的古蜀汉文明文化地域的重现！这实在是令后人有些惊奇，这说明，历史风俗和语言的相似，可能就是判别政治地理的重要标志。
同时，这段史料记载了蜀汉地语言与周王朝行语言同为“夏声”，当时的作者还对此有些困惑，因为，在他们看来，“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好像蜀汉地区是秦时才与中国相通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年发掘出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如果不是年发掘出了成都金沙遗址，过去以往的许多中国学人，甚至包括了李白这样的蜀地诗人，都以为蜀地在秦国吞并古蜀国之前是不与中原相通的，而这些发掘于20世纪后期以降的古蜀国遗址中所出土的大量铜铁、金玉器物的制作形态，则说明，蜀地古文明文化早在商周时代就与中国中原相通了，甚至还与江浙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文明文化相通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汉书·地理志》在评论蜀地文化风俗时，使用了一些东汉始盛行的三纲文化标准，其说“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未能笃信道德”等，这样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西汉时代的文明文化现状。蜀地的文明文化起源甚古，早在夏、商、周时代，蜀地就已很开化文明，甚至，根据现出土的古蜀国遗址遗物可知，商周时代的蜀地率先在中国废除了野蛮的人殉制度；即使是《尚书·牧誓》也记载了是巴蜀人帮助周武王灭亡了殷商和建立了周王朝，而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历史时空之中，中原各国各自争霸战乱，蜀地老百姓则在杜宇、鳖灵二蜀王的带领下，主要通过治水兴农的举措而逐步将各蜀地方国一统为了大一统的蜀开明王朝，古蜀国开明王朝延续了十二世且在蜀地建设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水利农业文明文化形态。
可想而知，武力战争了五百年的地区与和平建设了五百余年的地区，必然会造成中国的中原和中国蜀地的文明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后世中原史家却绝对不能因为中原与蜀地存在着文明文化的差异就说“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未能笃信道德”，否则，这就是自以为是的贻笑大方了！因为，和平历史时空促生文明和开明，战争历史时空则往往促生野蛮和专制，这是历史定律！蜀地的文明文化传统，与中原文明文化传统，固然有不同之处，但也肯定有很多共同之处，否则，日后的蜀汉地与中原地也不会因此联邦成为了秦、汉两个大一统王朝了。
《汉书》的班固等作者在评论蜀汉与中原的文明文化差别时，可能忘记了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即，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的秦、汉二王朝，并非发源于中原，而是发源于中国西部和发源于蜀汉地区！这就是说，秦、汉两个大一统王朝，不是由中原文明文化宾服了中国西部和蜀汉地区而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中国西部的秦和蜀汉的文明文化宾服了中原所建立起来的！所以，班固等人站在东汉时代才始盛行的齐鲁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去评说秦汉时代的“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未能笃信道德”，明显有“掩耳盗铃，反客为主”之嫌！
《汉书》的前期作者，应该是蜀地的扬雄，因此，《汉书》中关于“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未能笃信道德”之说，绝不可能出于扬雄之手，应该是《汉书》后期作者的班固根据东汉中前期的“白虎观会议”精神去评论这种中国地域历史文化情况的。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古老的文明文化板块，这是需要被人们所高度注意的！其一是殷商故地，即现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二是与殷商同时代存在的古蜀国故地，即现今的四川、重庆、陕西汉中和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一带，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蜀汉地和华阳国地；三是周秦故地的今甘肃陇南、天水至陕西关中平原一带。
如果将殷商故都的今河南安阳与古蜀故都的今四川成都联成一条线，今人可惊异的发现，中国的殷商故地、古蜀国故地和周秦故地，三者几乎在一条中国东北部联向中国西南部的直线上。这样的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的三大古文明文化板块地，可能反映的是殷商与古蜀两个古老文明文化共同孕育了周秦文明文化的历史情况。同时，今河南安阳、陕西西安和四川成都的三地地理联线，恰好也是中国东南海洋与西北高原的冷暖气流交汇作用的东南－西北季雨带。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夏王朝故地究竟在哪里？因无明确文献史载和考古发现，很不好确定，既可能是《史记》等史书所说的“禹出西羌”，即在现今四川西部的蜀山地区一带，也可能与年以降被一些考古学家所发现和定性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之中部分“龙山文化”遗址有一定关系。
因夏王朝的传说成分太多，因此，我们这里不谈论夏故地问题。但笔者一直坚持认为，以疏导河流而扬名后世的夏禹和其夏王朝故地，绝不可能产生在黄河流域！因为，黄河流域各河流均是黄土河床，这种土质河床，除开人工强力堵塞、人工主动决口改河道泄洪等治水举措外，从古至今，黄河流域的治水都不可能像都江堰那样去人工主动“深淘滩，低作堰”的疏导治水！以疏导河流扬名后世的夏禹和其构建的水利农业王朝，只可能产生在长江上游地区的那些因土石方垮塌造成的中小型河流堵塞情况的流域之中，疏导方法主要是采取火烧堵塞河道的巨石再以冷水浇灌其而使其裂变成可搬动的小石头；这样的疏导治水，不仅仅是蜀地一直盛行的古老治水方式，也被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中的疏导堵塞河流的堰塞湖抢险救灾情况证明得淋漓尽致了，而汶川地震主要灾区地的四川汶川县和北川县，恰好就是史载的“禹出西羌”的故地！
现今的中国史家，通过年的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中大量疏导河流堰塞湖的抗震救灾案例，应该确信司马迁等古人当年所断言的“禹出西羌”是不虚的！由于中国江南地区仅仅是在前年的汉武帝元鼎六年才被彻底纳入中国一统的汉王朝；今湖北、湖南、安徽和江浙闽粤故地的故楚文明及其吴越文明，是在西周“吴太伯奔荆蛮”以降才始崛起，而且，楚、吴、越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又加人进了中原各国互相争霸格局之中，楚文明且在春秋战国时代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因此，我们这里不谈论中国江南之地和楚地的独立文化道统问题，我们这里只论述对秦、汉两统一王朝曾产生过主流重大影响作用的中原齐鲁学和西南蜀学的两种中国思想文化道统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战国中后期始隆盛于秦国的商鞅法家和法、儒混杂的韩非子学说，都不是秦国本土的文化道统，而是来自于中原的齐鲁之学！这就是说，今人可以将秦汉时代的齐鲁之学概括为三大内涵，一是孔儒和其儒家学派整编出的周《五经》，二是战国时代由多种中原学派所混杂出来的“霸王之道”的法家之学，三就是继承了殷商“尚敬”传统且提倡尊卑贵贱的礼乐制度文化。早在孔子死亡之后，齐鲁之儒就分为了八家甚至更多学派，儒家文化，可能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表现得很复杂和难以区分了。
比如，荀子之儒和其弟子的韩非子学问，就与孔子之儒是大相径庭，其中最大的表现，就是韩非子将孔子提倡的君臣尊卑有序和各自恪守本分的礼乐文化，改造成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君主专制的礼乐文化，这样，齐鲁儒家看家的礼乐文化，从韩非子肇始，就已经变味了。到了董仲舒时代，董仲舒将韩非子的这种“三纲”礼乐文化加以了天人感应的改造论证，从而创建出了“君权天授”的君主专制礼乐文化道统。
这样，齐鲁儒家的礼乐文化，在汉武帝时代，可能就已经与孔子原始儒家礼乐文化相左了！帮助秦国变法和实行“农战”国策的客卿商鞅，本是卫国人，卫国立国于昔日殷商都城故地之一的今河南安阳一带；而入秦给秦王奉献上君主专制和三纲礼乐文化国策的客卿韩非子，本是韩国人，韩国立国于昔日殷商都城故地之一的今河南新郑一带；韩非子、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战国时的赵国人，但他长期游学于齐鲁地，因此，荀子也属齐鲁学中人。同时，帮助秦国纵横天下的客卿苏秦，是韩国人，另一帮助秦国纵横天下的客卿张仪，也是殷商故地之中的中原魏国人。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表现得非常霸道的商鞅、申不害（与韩非子同国同乡）等法家人物和苏秦、张仪等奸诈纵横家，以及儒、法混杂的荀子、韩非子、李斯等人，都是齐鲁之学的后世传人。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儒生试图将历史上名声不佳的法家、纵横家们划出齐鲁之学，这是在自欺欺人地搞“清除门户”，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应该说，倡导暴政的法家和倡导奸诈术的纵横家，也是齐鲁学范畴内的学派，只不过他们的学说已与齐鲁学范畴的孔儒学说相左了而已，或者说这些所谓的法家和纵横家学派，就是由齐鲁学之中的儒学、兵家、刑名、墨学等学派杂交混合出来的专门用以迎合战国霸权需要的应时政治学派学说。
据说，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的齐鲁之学中横空出世了一位忠实继承了孔子道统的孟子之儒，于是乎，一些类似于宋朝的二程和朱熹这样的学人就为此高兴欢呼说，齐鲁之学有了重振雄风的机遇了。但是，历史事实是，这个“孟子之儒”，或者说是“孔孟之道”，那是由西汉蜀学代表的扬雄“草创”出来的！现今被一些学人津津乐道的儒家《五经》，且不说其是不是真的是由孔子整编问世，即使就算是，那也是孔子的“吾从周”之举，也就是孔子从原本信奉齐鲁之地的殷商文化道统和“老彭之学”开始转而信奉了“尚文”的西周主体农耕文化道统。
即使如此，由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自有文字，《五经》的传播和内容，也是各不相同的。《五经》之所以能够传播至今，应该最早归功于汉文帝时代的法家学人的晁错发掘《尚书》之举。而且，历史事实是，《五经》也不是西汉王朝时期中的文明文化宗旨文献，其仅仅就是汉武帝等帝王用来团结和招募儒生们进入官府成为皇帝新生政治势力的“门槛”和儒生们及第为官的“敲门砖”。所以，后世一些学人动辄就以《五经》论说齐鲁之学的儒家原理，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今人最好还是将《五经》看成是西汉王朝时代“托古改制”的“周”文献，才是实事求是的！经过西汉末期刘歆等人托伪改造之后的《五经》真正登堂成为了中国主流宗旨经典，还是应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年）算起，因为，“熹平石版五经”之前的《五经》版本甚为杂乱和错讹甚多，即使官方要以《五经》作为儒生们的楷模经典，也是不可能的。
西汉初期的政权，是构建在蜀汉地区的“三老”民权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伴随“三老”制度在西汉初期的盛行，蜀地自成体系的“三老”礼乐文化制度可能在汉初就已经普及到了全中国了。
结语
这个问题，不仅可通过西汉时代盛行的席地“跪坐”礼姿，在今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席地“跪姿”礼乐青铜人像而得以证明，我们甚至认为，司马相如之所以在《大人赋》中最早向汉武帝提出的弘扬“汉德”的礼乐制度构想，也应该来自于蜀地本土“三老”制度中的礼乐和孝道文化传统。通过三星堆古蜀国遗址中的大量祭祀礼乐器物和跪姿祭祀礼乐青铜人像来看，蜀地具备自己特色的礼乐制度，至少应该早于齐鲁一带的礼乐制度文化有五百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