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考古和敦煌學研究”
專題研討會
UrbanArchaeologyandDunhuangology
ResearchConference
主辦單位：
敦煌研究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承辦單位：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
中國考古學會宋遼金元明清考古專業委員會
中國敦煌
DunhuangChina
.3.06-08
會議議程
3月6日上午
現場研討會——莫高窟洞窟遺址
第一階段：觀看莫高窟背景介紹資料片（時間：9:00—9：45）
第二階段：洞窟考察及研討（時間：10:00—12：00）
12:30-13:20午餐
3月6日下午
學術研討
第一階段：開幕致辭（時間：13:30--14:00）
主持人：張小剛研究館員（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張先堂研究館員（敦煌研究院副院長）
董新林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主任）
第二階段：集體合影（時間：14:00--14:10）
常書鴻塑像前
第三階段：主題發言
主持人：董新林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主任）
劉瑞、李毓芳：古代城市的發現與定名——以廢丘為例
劉振東、張建鋒、徐龍國：漢長安城考古——思路與方法
錢國祥、劉濤、郭曉濤、莫陽：漢魏洛陽城宮城太極殿的勘察與收獲
何利群、朱岩石、沈麗華：鄴城佛教考古的主要發現與收獲
15:50--16:10茶歇
第四階段：主題發言
主持人：曹學文副研究館員（敦煌研究院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
龔國強、李春林、王子奇：敦煌壁畫與隋唐長安城
韓建華、石自社：唐代東都洛陽與敦煌關係的考古學觀察
汪勃、王睿：楊吳時期的揚州城——從敦煌文書《諸山勝跡志》
中的相關記載說起
董新林、汪盈、盧亞輝：遼上京城考古新發現和研究
18:00--19:00晚餐
第五階段：主題發言
主持人：曹學文副研究館員（敦煌研究院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
張小剛：絲綢之路上的河西石窟
王建軍：瓜州鎖陽城及塔爾寺遺址
會議總結發言：王建軍副研究館員
20:10乘大巴車返回金葉賓館
附：參會論文提要
古代城市的發現與定名——以廢丘為例
劉瑞、李毓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
廢丘是秦末漢初項羽所封雍王章邯的都城，在傳統方志文獻和既有文物調查中，均認為其應是位於渭河以北的陝西興平南佐遺址，向無異議。但年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對陝西省西鹹新區灃西新城東馬坊遺址的考古發掘、後續勘探及研究表明，位於渭河以南與南佐遺址直線距離僅15公里的東馬坊遺址，當為雍王所都的廢丘。
在中國歷史時期考古中，都城或大型城市往往都有或多或少的文獻記載，不同時期學者的定名記述和當地人口耳相傳的不同傳說，給我們留下關於其時代和名稱的各種意見。與此同時，絕大多數的古代城址並未經過科學的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有限的調查資料也多為踏查所得，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判斷相關城市的時代和名稱，就成為一個需要考慮的理論問題。當然，即使是經過科學考古工作的城址，如何確定其名稱，仍然值得不斷的推敲與思考。
漢長安城考古——思路與方法
劉振東、張建鋒、徐龍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漢長安城隊
一、漢長安城
漢長安城遺址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的西北方。根據以前的測量，其東城牆長米，南城牆長米，西城牆長米，北城牆長米，周長米，面積約36平方公里[1]。城牆外一周有壕溝環繞。
漢長安城每面牆上開3門，每座城門都有3個門道[2]。由於城門之間的隔牆寬度不同，造成城門規模的差異，其中與未央宮南宮門、長樂宮東宮門相對的西安門、霸城門門道隔牆寬14米，整座城門面闊52米，遠較其他面闊32米的城門宏偉壯觀。另外，東城牆上的宣平門、清明門和霸城門，城門南北的城牆外折，形成類似甕城的設施，顯示出與其他城門不同的形制特征。
漢長安城12座城門中除與未央、長樂二宮相對的四座城門外，8座城門與城內的八條大街相連，這些東西向或南北向筆直的大街縱橫交錯，將城內空間分割成11個區，中部、南部分布有未央宮(包括武庫及其以南的“東第”住宅區)、長樂宮、桂宮、北宮和明光宮，約占5區；桂宮、北宮之間可能為包括“北第”在內的邸第住宅區；西北部手工業作坊和市場可能占有3區；東北部的2區可能為閭里（圖一）。
圖一漢長安城遺址平面示意圖
（二）漢長安城之郊
《漢書·鄭當時傳》曰：“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遍。”顏師古注曰：“（諸郊）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文獻中還有長安城東、長安東北、長安城南、長安城旁、長安旁等表述，均可視為長安城之郊。
漢長安城之郊應有明確的四至範圍，簡而言之，當是指城牆以外、京兆尹長安縣轄境以內的區域。
1、北郊
渭城縣即故秦之鹹陽，高帝七年至武帝元鼎三年屬長安。後歸屬右扶風，北郊即以渭水為界。
2、東郊
東臨霸陵縣，大約以灞水為界；東南有南陵縣（文帝七年置），大約以浐水為界。
這里存在一個奉明縣的問題。《漢書·宣帝紀》曰：“（元康元年）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顏師古注曰：“奉明園即皇考史皇孫之所葬也，本名廣明，後追改也”。此記載說明奉明縣是由奉明園益戶形成，而奉明園之名又來自於地名“廣明”。《漢書·武五子傳》曰：“賀到霸上，大鴻臚效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禦，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複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此文獻明示“廣明”是在長安城之東，因此設於廣明的奉明園、亦即後來的奉明縣也應位於城東，原來認為奉明縣位於長安城南的觀點有待商榷。
3、南郊
南臨杜陵縣，因為沒有自然河流作為邊界，所以其具體界限尚不明晰。
4、西郊
西與鄠縣、盩厔縣（均屬右扶風）相鄰。
圖二漢長安城郊區示意圖（《西安市地圖集》，略有改動）
總之，漢長安城之郊，從漢初北跨渭河，到武帝時退至渭河以南，宣帝時又在東郊新設一個奉明縣，可見北郊和東郊的範圍在西漢中期縮小了不少；南郊和西郊則變化不大，或者在武帝廣開上林苑時還有所擴展（圖二）。
長安縣下轄諸多鄉、亭，它們都應分布在郊內，如鄉有建章鄉、東鄉和盧鄉[3]，亭有軹道、長門、廣明、平望（應在城東）以及桐柏、白亭（應在城南）等[4]。
[1]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M].中華書局,.
[2]王仲殊.漢長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獲[J].考古通迅,(5);漢長安城考古工作收獲續記——宣平城門的發掘[J].考古通訊,(4);漢長安城城門遺址的發掘與研究[J].考古學集刊(17).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漢長安城直城門遺址年發掘簡報[J].考古,(5).
[3]王子今.漢代長安鄉里考[J].人文雜志,(6).
[4]劉振東.簡論漢長安城之郊[J].考古與文物,(5).
漢魏洛陽城宮城太極殿宮院的勘察與收獲
錢國祥、劉濤、郭曉濤、莫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
漢魏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大發展、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時期，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孕育和產生了諸多新的文化因素，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內涵。同時，漢魏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轉折期，其上承兩漢餘脈，下啟隋唐盛世，對魏晉以降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當時物質文明最高載體的國都，漢魏洛陽城的城市布局、宮室制度等方面的創新與變革，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因此，對漢魏洛陽城遺址進行系統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對於了解當時的物質文化遺存，探究當時的都城建設思想、建築規劃理念，並進而揭示歷史文化面貌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完成對漢魏洛陽城宮城南區一系列重要建築和宮城中心殿址----太極殿發掘的基礎上，為進一步究明以太極殿中心殿址為核心的宮城中樞區的建築結構與時代演變，從年開始，我們對太極殿宮院等附屬建築進行了系統的勘察，先後對宮城八號建築遺址（宮院西南角）、九號建築遺址（宮院東南角）、十號建築遺址（宮城神虎門）、十三號建築遺址（宮院東北角）和十四號建築遺址進行了發掘。通過系統的勘察，較為全面的了解了太極殿宮院的範圍、布局和時代演變。
通過這種多點發掘、互相佐證的發掘方式，不僅可以具體而微的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樣的建築形式和建築特點，並進而全面、動態把握太極殿及其所屬宮院的建築結構；尤為重要的是，可以從宏觀上把握以太極殿為中心的宮城中樞區乃至於整個宮城的形制布局及時代演變，並進而探究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政治核心的架構。
鄴城佛教考古的主要發現與收獲
何利群、朱岩石、沈麗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
鄴城遺址位於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約20公里處，由毗鄰的北城、南城及外郭城區組成。自公元三世紀起，歷為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和北齊六朝國都，素有“三國故地，六朝古都”之稱。年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入選全國首批三十六處大遺址之一。
自年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組建的鄴城考古隊在鄴城遺址持續進行考古勘探和發掘。確認鄴北城的規劃和布局，開創了我國古代都城建設中宮城集中北置，整體中軸對稱的新模式。鄴南城的勘探和發掘，明確了該城的規劃建設受到鄴北城和北魏洛陽城的直接影響，是隋大興城唐長安城的直接原型之一。年以來，圍繞著探索鄴南城外郭城及鄴城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創新課題，鄴城的考古工作逐步推進到鄴南城內城以外的郭城範圍內，先後發現和發掘了趙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園北朝佛寺以及北吳莊佛教造像埋藏坑，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鄴城遺址趙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園北朝佛寺及北吳莊佛教造像埋藏坑的發現與發掘對於漢唐都城考古及佛教考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就都城考古而言，趙彭城和核桃園佛寺的發現首先為探索鄴南城外郭城區的範圍和里坊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其次為了解北朝晚期大型塔殿的建築結構、築造技術提供了全新的資料。
2.就佛教寺院考古而言，趙彭城佛寺和核桃園佛寺的發掘對研究北朝至隋唐時期中國北方乃至東亞地區佛教寺院的建築格局演變至關重要，塔基石函和磚函的發現也彌補了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演進過程中的缺環。
3.北吳莊佛像埋藏坑的發現則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鄴城地區佛教造像的類型、題材和組合提供了可靠的標本，也為探討中國歷史上的滅佛運動和佛像瘞埋方式提供了線索。
結合文獻記載及歷年考古的新發現，確認了鄴城作為建安文學發詳地、都城規劃肇始地和佛教弘傳中興地的歷史地位。
敦煌壁畫與隋唐長安城
龔國強、李春林、王子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隊
敦煌石窟是佛教藝術寶庫，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其中的壁畫涵蓋有佛傳故事、本生故事畫、因緣故事、佛教史跡故事、比喻故事、山水等內容。當中皆可見不同類型的建築，對於了解隋唐時期的都城建築種類、形式有重要參考價值。蕭默先生對此有專門的研究，傅熹年、楊鴻勳、張錦秋先生在隋唐長安城建築復原研究中也多有引用和論述。據統計，在莫高窟全部開鑿的個石窟中，有建築壁畫形象的石窟共座，有座具有建築研究價值。在與唐代同時期開鑿的洞窟中，涉及建築的壁畫可分四期：（一）初唐71、、、、、、、、等；（二）盛唐45、66、、、、、、、、、等；（三）中唐（吐蕃）、、、、、、、、榆林窟25等；（四）晚唐9、12、14、85、、、等。其中的城門與城樓、高臺形象的建築、宮殿佛寺與殿堂（木構件鬥栱、重楣；歇山屋架結構，角梁、子角梁、駝峰、脊槫等）、佛塔、墳墓、廊道、橋等式樣。根據考古發掘成果，研究者一般認為這些建築可能與隋唐兩京的建築有著密切的聯系。
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面積達83.1平方公里，自年至今已經已有62年。發掘遺址類型有殿址：大明宮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大福殿；青龍寺4號殿、西明寺的殿基遺址等，勘探發掘過的門址：明德門、通化門、春明門、大明宮丹鳳門、興安門、左銀臺門、玄武門、重玄門、興慶宮勤政務本樓；城牆有外郭城東北城角、城角西南；東、西市遺址；里坊遺址有安定坊、安仁坊；塔類建築有慈恩寺大雁塔、薦福寺小雁塔、青龍寺西塔院的木塔、西南木塔寺等；廊房類有大明宮太液池西岸、南岸廊院建築。敦煌壁畫建築可借鑒用於考察復原相關建築遺址的元素有：建築外觀反映的大時代基本風貌（建築色彩、形制）；直接取材於長安城的建築圖象（五門道城門、含元殿兩側廊道閣樓、麟德殿的飛廊樓臺、仙臺）；建築構件敷設及其使用（鴟尾、脊瓦、板瓦、筒瓦、瓦當、火焰寶珠、庭院旗幢、香爐等）；建築外圍的配套景觀（渠、橋）。
敦煌壁畫的大背景是宣揚佛教，教義與相關說教故事是其中心主旨。故在考察敦煌建築壁畫時候，應該剔除去誇張渲染和天宮的臆測成分，緊緊抓住畫家所處現世的世俗都市建築特點。
唐代東都洛陽與敦煌關係的考古學觀察
韓建華、石自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
敦煌是河西地區重要的郡治，是唐王朝防戍河西地區的重鎮，也是確保絲綢之路暢通的關鍵之地。唐朝建國之始，就著力於河西地區的經營。武德二年（），秦王李世民收復了隴右和河西地區，敦煌歸入唐朝版圖。經過太宗、高宗朝的經營，敦煌的經濟、交通、貿易等恢複，成為絲路之路各支線的必經之地，在絲路貿易中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敦煌在唐王朝政治、軍事、文化和貿易該機承擔重要角色。本文利用洛陽城考古發現的遺跡與遺物，試圖闡釋敦煌與洛陽在王朝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系，以了解洛陽與敦煌雖遠隔千里，卻在政治、文化方面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武則天政治生涯中，洛陽宮城內的政治景觀“明堂”，是其禪唐代周政治目的的物化表現，也是提升洛陽國家首都功能的具備紀念碑性的景觀。明堂的建成為武則天帶來了巨大的政治聲譽，遠在河西有的沙州都受到影響。目前在敦煌發現的與洛陽明堂有關的文物，為我們還原了當時武則天明堂的政治影響，以及武則天修建明堂的祥瑞信奉。
在敦煌敦煌文獻P.“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中有著載初元年（）四月的歌謠“聖母神皇，爰構明堂”流傳。武則天為禪唐代周，為了制造社會輿論，以“洛水瑞石”為開端，在全國掀起了大造祥瑞的熱潮。敦煌第9窟也是由一次祥瑞事件引起的。莫高窟第9窟中心柱西向面所繪“嵩山神送明堂殿應圖”，所繪之事為武則天修明堂時，嵩山神為其送明堂殿沖天柱之事。此白描畫現存14條榜題，在可釋讀的7條榜題中，第1條榜題為全圖的主榜題，保存得最為清楚、字數最多：“嵩山神送明堂殿/應圖/則天至大足土年（）駕行/東洛聖後寢次夢身/處明珠內坐至天曉問諸/大臣朕作此夢如何大臣奏/曰此是聖瑞緣果有嵩/山神到明堂一柱人莫識/之後至冬中遂有花生/□是神木故梅/柱是也”。盡管此圖繪於晚唐，但卻形象的記錄了武則天洛陽明堂的政治影響深遠。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天臺、三論、法相、華嚴、禪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國化上已相當成熟，而且已深深契入中國文化之中。佛教對唐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等產生重要影響。唐代著名的詩人白居易晚年生活在洛陽的履道里，～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對履道坊白居易宅院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勘察和發掘，發現的遺跡有宅院、庭園、水渠、作坊、道路等。在“南園”出土的殘石經幢，經幢經咒《大悲心陀羅尼經》為78句的《大悲咒》，是伽梵達摩在於闐翻譯的較早版本，此種譯本在敦煌的寫本中有保存，據筆者粗略統計，在敦煌藏經的寫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中，78句《大悲咒》且咒語部分完整的有3件，分別為S0號、S號和S號。敦煌各寫本也多屬唐代，時間上大致與伽梵達摩譯經的公元年前後相當。西天竺的伽梵達摩在於闐翻譯了該經之後即回國了，而該經是從於闐地區通過傳抄而進入內地的，直至收錄進《開元釋教錄》。白居易在造經幢時，對於經咒的選擇是極其認真、謹慎，可窺見其對佛教經咒的研習之深。
通過以上兩個重要發現，可了解唐代洛陽與敦煌之間在政治影響、文化傳播方面都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這是唐代政治、文化從中心到邊緣的相互影響一種表現。
楊吳時期的揚州城
——從敦煌文書《諸山聖跡志》中的相關記載說起
汪勃、王睿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江蘇工作隊
晚唐楊吳時期的揚州城（江都府城）是楊吳、南唐地方割據政權的都城或東都，基本承繼了唐代揚州城由子城和羅城組成的雙城格局。敦煌文書S?V《諸山聖跡志》中說揚州“都城周圍六十餘里，四面十八門。南北一連，十字江水穿過。東西十橋，南北六橋。凡一橋上，並是市井。林園地宅連翼甍，戰橈樓船窺翳渚”，作為楊吳時期揚州城形制布局的相關記載彌足珍貴。在此，首先概述揚州城晚唐楊吳時期相關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以說明此時的揚州城具有“聯蜀崗上下以為城”、因河而市、因市而城、城河一體、城門較多、河道縱橫、橋梁甚多等特征，繼而介紹楊吳時期磚面戳印內有“迎鑾”“白沙窯”“東窯”“西窯”等文字的大磚、燒造“迎鑾”磚的“白沙窯”址、蓮花紋瓦當和戳印瓦等資料。
遼上京城考古新發現和研究
董新林、汪盈、盧亞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
遼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漢人居多數的帝國（公元-5年）。遼上京遺址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南，是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遼上京城平面略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漢城（南）兩部分組成。1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遼上京考古隊，開始對遼上京遺址進行全面勘測和有計劃的考古發掘。
八年來，遼上京遺址考古工作遵循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並與建築考古、科技考古和遺址保護等多學科密切結合，重點圍繞城址的布局和沿革開展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主要收獲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考古勘探和重點試掘，首次確認了遼上京宮城的位置和規模，更正以往對宮城範圍的錯誤推測。宮城位於皇城中部偏東，平面呈近方形，東、南、西各辟有一門，目前未發現北門。這是遼上京遺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二、根據考古調查、勘探線索，結合考古發掘，首次發現並確認皇城東門、宮城東門、宮城內一組東向的大型建築院落，及貫穿其間的東西向道路遺址，呈東西向軸線布局。從考古學上首次證明遼上京城曾存在東向為尊的情況，極大地推進對遼上京城址布局的研究。
三、通過對皇城內多處建築遺址的發掘和解剖，我們了解到遼上京都城建築的形制類型、歷史沿革及其建築技術特點。
四、皇城內西山坡遺址的發掘是迄今規模最大的一次遼代都城遺址考古。根據出土遺跡和遺物，可以確認西山坡是一處遼代始建的佛家寺院遺址，位置重要、規模龐大，是當時遼上京城標志性的建築之一。
五、通過對皇城遺址的普探和對皇城內幾處重點遺址有計劃的發掘，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內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層堆積情況。同時，獲得一系列地層關係清晰明確的重要遺物，可初步建立一些遺物的年代序列。
遼上京遺址這七年的發掘成果十分重要。一方面豐富了遼代都城考古的基礎材料，提升對遼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水平，極大地推進遼代都城的考古和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也為促進大遺址保護，推進遼上京國家遺址公園建設和遼上京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等提供更堅實的學術支撐。
絲綢之路上的河西石窟
張小剛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河西地區是中國漢唐時期開拓西域的重要基地，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在這里交融，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外來文化尤其是古印度佛教文化也在這里生根發芽。不同文化與文明在這里交融互鑒，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河西文化。
由於絲綢之路的開通，河西地區地接西域，成為中國古代較早接觸佛教和產生佛教藝術的的地區之一。在今天甘肅省境內保存著大量的古代佛教石窟寺遺址群，據不完全統計，總計約有處。這些石窟群象一顆顆璀璨的明珠，沿著絲綢之路，從河西走廊西端一直分布到隴東隴南，連綿1千多公里，形成甘肅石窟寺文化遺產的奇觀。甘肅現存石窟群具有開鑿時間較早、延續時間較長、規模較大等特點，其中聞名中外的石窟寺就有敦煌莫高窟和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和東千佛洞、玉門昌馬石窟、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張掖馬蹄寺及金塔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慶陽北石窟、涇川南石窟等。這些石窟群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和炳靈寺石窟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河西地區現存的佛教石窟群有30餘處，從東向西主要有武威天梯山石窟、張掖馬蹄寺及金塔寺石窟、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玉門昌馬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莫高窟及西千佛洞等。河西地區這些佛教石窟群，既展現了中國古代佛教石窟藝術的面貌，也反映了當時河西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河西民眾的精神世界。
河西地區現存的佛教石窟群作為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今天不斷激發著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同時也需要我們持續地用匠心去呵護這些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也能見到這些偉大的藝術作品，感受中國古人的精神世界和藝術創造力。
瓜州鎖陽城及塔爾寺遺址
王建軍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鎖陽城遺址位於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鎖陽城鎮東南戈壁荒漠中，是絲綢之路上雄踞酒泉與敦煌之間，西通伊吾、北庭，南通青海的一座重要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鎖陽城保存了我國古代最為完好的軍事防禦體系和農業灌溉水利體系，同時也保存了我國古代自然環境和人文遺跡沙漠化演進變化過程中的典型標本。其城市布局和建築藝術雄偉壯觀，建築密集，布局巧妙，井然有序，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封閉性和防禦性特征，是中國古代西部城市當中最具特色的典型標本，是目前我國保存最為完好的漢唐故城之一。
塔爾寺院牆外圍牆基本呈東西向長方形，西、北兩圍牆殘存大部分牆基遺跡，唯東牆破壞比較嚴重。其中部建有主寺院，寺院中心有大型廟宇建築臺基，上有大塔。塔爾寺遺址主要包括：內院、山門、大殿、覆缽塔、小塔群、鐘樓、鼓樓、東配殿、僧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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